立刻點擊免費加入會員。

高教工會日前揭露，有高達582名私立大專院校的教授，從國立大學或政府機關退休後，在領取退休年金的同時，私立學校還繼續用最高的薪資級數聘用他們，每一名「雙薪教授」一個月的薪資，可以聘1.65名新進助理教授，等同於有近千名年輕博士的私校教職被卡位。高教工會指出，吳清基在領退休俸的同時，經保守估計，他在2012年退休後能查到的董事車馬費、酬金、講座教授薪酬和研究費，帳面上合計至少超過3380萬元。

在6間學校擔任董事，也是在學校遇到校務發展困難時，提供教育專業協助，沒有領到任何酬勞。還可留言與作者、記者、編輯討論文章內容。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今（12）日召開記者會批評，在500多名私立大專院校「雙薪教授」中，前教育部長吳清基可說是「台灣教育史上最強門神」，同時身兼台灣教育大學系統總校長、6家私校董事、4家大學講座教授以及台塑獨董。立刻點擊免費加入會員。至於各項競爭型計畫的審查，都有嚴謹客觀的機制，由學者專家組成委員會評審，過程中謹守利益迴避原則，和內控機制把關，可受社會大眾檢視、不偏袒特定學校。

教育部也以文字回應媒體，指出私校進用有豐富行政、教學經歷的退休人員是要傳承經驗，與原本的職務難說有直接關係。今（2022）年5月傳出要申請停辦的首府大學，董事名單中也可見吳清基的名字，以及2位教育部次長級人物，高教工會質疑，這些人就是私校退場的「門神們」。而最有趣的結果，在於台灣民眾雖然覺得政府該負責氣候變遷的問題，但是當被問到國家是否要真的執行減少碳排放的政策時，這份問卷提供了幾個選項：（1）無論如何都該做。

首先，當被問到氣候變遷是否是個嚴重的問題時，絕大多數的台灣人都同意，比例幾乎是世界最高。個人責任的21%幾乎是亞洲最低，絕大多數的台灣人都覺得政府跟企業要負責氣候變遷的問題。從這結果來看，台灣民眾在這議題上有著明顯的「絕不能吃虧」的想法。相較於美國還有一些人可能質疑其科學研究的證據程度、或者基於宗教因素而否認，台灣民眾對於氣候變遷的態度基本上已經是道德正確的共識層次，喊出來不會有什麼人反對。

被問到是否要增加再生能源的使用、或者減少石油的使用，台灣民眾的態度也都僅在全球排名中間左右，並沒有將前述的高度關心轉化為政府該做的政策。這些比例假如轉化為選票，僅可能在不分區的立委選舉、或者是縣市議員選舉中比較大的選區，比較有可能動員出這些議題的選票而當選。

假如跨國比較的話，台灣的結果非常有趣。從上述結果來看，台灣民眾對於氣候變遷的態度可以說是非常陷入集體行動的困境。再加上民眾對於政府該做什麼本身也沒有共識，這樣形成政策窗口而真的推動改變的機會可能就不大了。還可留言與作者、記者、編輯討論文章內容。

Photo Credit: 王宏恩 這個想法同樣出現在另一個問題，詢問台灣民眾是否有加入、或打算加入公民倡議團體來要求國家領導人減少氣候變遷。本文經《思想坦克》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延伸閱讀 台灣特有種、原住民傳統作物「油芒」耐旱耐鹽不怕淹水，被視為極端氣候下的「超級未來食物」 危機四伏的一年：世界各國高調呼籲民眾節約能源，背後有三大原因 氣候變遷釀悲劇：義大利馬爾莫拉達冰川崩塌，擊中登山客釀7死8傷13失蹤 非洲剛果泥炭地：面臨油田開發威脅的「人類之肺」 美最高法院判決環保局「無權限制」發電廠碳排，遭批是氣候也是行政法災難 【加入關鍵評論網會員】每天精彩好文直送你的信箱，每週獨享編輯精選、時事精選、藝文週報等特製電子報。（2）除非排碳大國先做。而最高比例集中在赤道附近的非洲、南亞、東南亞國家。

（3）除非其他國家都做。前面已經提到，台灣民眾大多不認為氣候變遷是一般民眾該負責的，也因此在這個問題上，加入或打算加入公民倡議團體的台灣民眾的比例僅15%，與香港的14%並列亞洲最低（亞洲平均是46%）。

立刻點擊免費加入會員。文：王宏恩（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政治系助理教授） 台灣人在意全球暖化嗎？最新的臉書跨國研究顯示，台灣民眾對全球暖化的了解與關注排名世界頂尖，但一旦講到實際相關政策與執行，則躊躇不前。

台灣有92%的受訪者認為氣候變遷正在發生（亞太21國裡面比例最高，如下圖）、60%認為氣候變遷大多是人類活動造成的（亞太最高、世界第三高）、76%認為氣候變遷會傷害到下一代（亞太最高）。但要怎麼負責呢？當被問到氣候變遷是否該是政府重要的議程時，台灣民眾僅有23%覺得非常重要、另外38%覺得重要，兩者的排名都僅在亞洲或全球的中間左右。首先，當台灣民眾被問到「誰該為氣候變遷負責」時，有35%覺得是政府、31%覺得是企業，僅有21%覺得是個人的責任。臉書在台灣透過年齡與性別的人口比例進行抽樣，共抽了1207人，而全球每個國家都以類似的方式抽樣了500至3000人。而覺得台灣政府無論如何都該減少碳排放而選擇（1）的受訪者，僅占24%，無論在世界平均或亞洲都是後段班。絕大多數覺得氣候變遷很重要，但半數覺得除非其他國家都行動了，自己的國家才有需要行動。

不過，這一點在民調上比較有趣，因為歐美大多數國家的民眾願意加入的比例也都很低也因此剝奪了消費者原本得藉由金融科技取得創新服務的權益。

但從執行面看，推行起來並不理想。沙盒的成敗關鍵，是「落地」 無論政府官員有甚麼理由，沙盒功能未見強化，在外界看起來，關鍵問題就是政府對金融科技的開放不夠積極，思維似仍以保護傳統金融業者為主，而不是建構公平環境，積極協作以產生各方共識，好讓弱勢的創新金融業者在獲得監管機構所提供早期識別和風險評估後，有機會與傳統金融業者共同競爭。

新興金融科技公司參與空間自然不大，也難出現所謂由金融業者「大魚帶小魚」的模式。加上相較於傳統金融業者家大業大，原已受高度監管，進入門檻的高標準也較受政府信賴，目前又獲利良好。

又如香港，透過金管局、證監會以及保監局相互協調運作進入沙盒等先例存在。這也是造成沙盒監理實驗數量過少的原因之一。2015年11 月，英國金融行為監理總署（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FCA）首先提出監理沙盒（regulatory sandbox）制度，主要用意是建立安全之金融科技創新實驗環境，暫時豁免法律規範，鼓勵業者盡情發揮想像力，實驗各種可能性，以創造可能與原本法律框架規定違反、衝突的創新模式，針對原本受到嚴格管控的金融商品與服務進行實驗測試。凡此顯然違反發展金融科技精神，縱然金管會屢用「下一輪」為藉口，但金融科技業者迄今還不知道會不會有「下一輪」，也不敢積極投入。

只是台灣雖在2017年已通過「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作為台版金融監理沙盒機制，成為全球第一個擁有監理沙盒專法的國家。而這也導致與立法初衷，一般認為最有意願申請進入沙盒業者以金融科技業為主的認知相悖。

顯然各國政府早感受到，為適應金融科技的全球發展趨勢，須透過銀行業與科技公司共同合作探索才能掌握產業先機，同時更快地在符合法令遵循要求前提下，推出金融科技項目，降低開發成本。最後一案為2020年11月申請機器人理財，刻正實驗中。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瑞銀在倫敦的「fintech lab」 政府不該只是監督者，更必須是輔導者與促進者 簡單來說，金融機構運作除需要龐大資本，由於其與各國民生經濟息息相關，規範密度最高、強度最大。尤其，自2018年4月金融監理沙盒上路，政府先後僅九件核准案，七件已出沙盒，但落地僅三件，還出現一個案自行終止實驗而退場問題。

所以政府不該只是監督者，更必須是金融科技的輔導者與促進者，以提供一種新形態的公眾服務，同時協調立法部門調整法規，以因應新興科技變化的衝擊。到6月份為止，已逾18個月無任何申請案，除了「好好投資」的基金交換平台啟動外，金融沙盒執行結果實難令人滿意。台灣沙盒監理實驗數量過少的原因是什麼？ 監理沙盒概念最早從英國開始。監管者和新創者、公司部門間應該是合作共生關係，透過沙盒的對話與互動，減少法規與監管的不確定性，讓監理機關的監理能力與時俱進，透過實作經驗與數據傳遞新的觀念，如此各方均互蒙其利。

新加坡則透過推動監理沙盒吸引人才，洽簽跨國合作備忘錄，積極鼓勵新創公司與全球性大型保險公司合作，以克服內需市場規模有限的困境。尤其政府偏好只開放與傳統金融法規有關的金融科技模式，往往造成多半的新興領域，例如虛擬貨幣、碳權交易等被排除的後果。

如何突破既有金融監理體系侷限，以提高產業效益與效能，並啟動新興商業模式，已是提升金融競爭力之關鍵。金融科技發展勢不可擋，並有去中心化趨勢，也催生相關業者進入與傳統金融機構競爭。

是以風險規模可控的創新實驗環境有其必要性，以免這些錯誤在商業模式建立後才被發現，到時需付出更高的糾錯成本。再加上政府非但未支持金融科技業者單獨申請，還在監理沙盒內又設了一個框架，要求所核准項目須和傳統銀行業或金融業合作等。